抗疫“優(yōu)等生”城市 管理者們靠的都是什么力？
德爾塔仍在全國多地蔓延?；厮荽舜我咔榈陌l(fā)生經過，多地出現(xiàn)許多本不應該的失誤，“機場門戶防控不力”“一核酸檢測點因防控失誤致人感染”“封控區(qū)居民物資供應不足‘喊樓’求助”——種種問題，暴露出城市管理者的能力尚待提高。
城市管理是一門科學，是一門技術，在一些時候，也是一門藝術。平常沒有能力的建設，到了緊要關頭倉促應對，只能左右掣肘，進退失據(jù)。
作為城市管理者，應提高哪些能力，才能做到平常有序，戰(zhàn)時有力？
繼續(xù)上一篇的思考，從近期抗疫的“優(yōu)等生”成都、上海等城市身上，我試圖總結出一些普遍適用的答案。
這些答案來自城市抗疫的“實操”，但其中透射出的眼光與思路，卻不僅僅限于抗疫。
準確的研判力
用兵之法，無恃其不來，恃吾有以待也。
對于一座城市的管理者來說，研判力是應對危機、決定危機走勢的基礎性能力。它意味著有準備、看得準、想得透，在于不輕敵、不僥幸、不驚慌。
5月以來，在抗擊德爾塔的戰(zhàn)斗中，深圳、成都、上海等做得比較好的城市，基本上都是中心城區(qū)人口超過1500萬的超大城市。
與一般城市相比，超大城市由于是一個復雜性與多樣性疊加的巨大系統(tǒng)，必然會對疫情產生放大效應。
根據(jù)相關研究，新冠病毒（原型株）的R0值大致在2-3.2之間。德爾塔株則達到了4以上，新近發(fā)現(xiàn)的德爾塔+變異株的R0值約為5-8。什么意思，也就是一個人至少可以傳給4到5個人。
這一基礎上，超大規(guī)模優(yōu)勢給疫情傳播帶來了“便利”，甚至轉變?yōu)榻o處置帶來了“不便”。
但恰恰是因為超大城市不容有失，這些城市也都在第一時間拿出了更為堅決的態(tài)度、在第一時間做好了萬全的準備——做最艱巨的打算，盡最大的努力，才是“恃吾有以待”。
在成都，7月27日出現(xiàn)本土確診病例之后，全城即刻切換至“與時間的賽跑”的模式，2小時完成病例流調、快速劃定防控區(qū)、社區(qū)不眠啟動核酸檢測、30小時內完成一套防控“組合拳”。28日凌晨2時，僅用了不到一夜，9個關聯(lián)居民小區(qū)10075人的第一輪核酸檢測完成。
全部動作可謂快速、有序、有力。
把形勢看得更嚴峻一些，把研判做得更到位一些，把問題想得更周全一些，把工作做得更細致一些——事后證明，正是城市管理者這種“賽跑”的意識，為遏制疫情傳播與蔓延，也為其它城市的抗疫贏得了寶貴時間。
果斷的決策力
面對德爾塔的巨大不確定性，決策往往是在時間緊迫性的硬約束下進行的，它更多體現(xiàn)的是責任和擔當。
它要求城市管理者有魄力、有計劃，在固定打法之外，還要拿出突破瓶頸的高招奇步。
精準劃定防控區(qū)域，可以作為觀察的一個切面。
這次疫情，成都第一次實施了三區(qū)管控方案——封閉區(qū)、封控區(qū)、風險區(qū)。三個圈層，實施分類動態(tài)管理，防控的等級與內容皆有不同。
——封閉區(qū)內，人員居家不出戶，暫停生產經營活動，至少開展4輪檢測；
——封控區(qū)內，人員只進不出，嚴禁聚集，暫停除必要生活、醫(yī)療保障外的生產經營活動，至少開展3輪檢測；
——風險區(qū)周邊區(qū)域內，減少人員聚集，做好個人防護，至少開展2輪檢測。除休閑娛樂場所、聚集性活動場所外，可有序推動生產生活秩序恢復。
而在風險區(qū)以外的區(qū)域，則在嚴格落實常態(tài)化防控前提下有序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。
做出如此決策，憑借的是對“科學防控”的底氣，更有對社會成本的通盤考量。
從2020年初的全國抗疫到如今的德爾塔遭遇戰(zhàn)，一個不斷清晰的理念是——
防控手段必須要兼顧到社會健康成本與經濟成本，要在投入與效果之間算大賬、算總賬、算長遠賬。
防控要嚴格，靠的不是簡單粗暴，而是循隙而動、力求精準。一刀切很容易，但恢復起來很難，一律化不麻煩，但后果很難把控，甚至會造成次生傷害。
也正因如此，成都人的生活沒有被太多地打擾。
在天府二街封控區(qū)域，曾經車水馬龍的街道，變成了人們的羽毛球場、足球場、滑板場、兒童“豪車”跑道......
即便是在封控區(qū)內，咖啡店、快餐店也能夠正常運轉。
封控區(qū)內的小唐菜鳥驛站，老板將金屬材質的獎牌和棍子掛在小區(qū)門上，鐵門上掛出的是“取快遞 請敲鑼”的牌子。
在一個2000萬人的城市，對最關鍵的人群進行檢測，對更小范圍的人進行隔離，這才是最科學的操作——而這一切，都要基于管理者的敢于決策、善于決策、創(chuàng)新決策。
全面的統(tǒng)籌力
雷?庫茲韋爾在《奇點臨近》里寫道，假如你只用一種方式去理解某件事，那么你并不能真正的理解這件事。一件事對于我們的意義取決于如何把這件事同其他的事關聯(lián)起來。
重大突發(fā)事件往往表現(xiàn)出明顯的復雜性和跨界性特征，城市管理者必須有統(tǒng)籌全局、協(xié)調四方、處理復雜局面的能力。
從此次抗疫來看，在表現(xiàn)良好的城市，各部門的分工協(xié)作可謂高效。
上海就指出，要“寧可往前一步形成交叉、不可后退半步形成空當?！?/p>
在成都，也可看到在溯源階段，由衛(wèi)健與公安等系統(tǒng)協(xié)力合作；在小區(qū)，有專業(yè)物管人員、社區(qū)工作者和物業(yè)服務人員落實防控舉措，自治組織成員、網(wǎng)格員、社區(qū)志愿者等社會力量也在進行值守。
按照著名的“木桶效應”，一只沿口不齊的木桶，它盛水的多少，不在于木桶上那塊最長的木板，而在于木桶上最短的木板。
可貴的是，這一次抗疫中，各個部門都沒有成為那塊短板。醫(yī)療疾控、流調隊伍、公安民警、社區(qū)干部、新聞記者、志愿人員、市民群眾，每一個都沒有掉鏈子。
很多時候，我們總是會見到“頭痛醫(yī)頭腳痛醫(yī)腳”的事情，一個下水道，今天挖開為了修管道，明天挖開則是為了走電線——如此的各自為戰(zhàn)，平常時候，是資源浪費，特殊時期，更會影響全局。
“這不是一個人的事，一個部門的事，這是大家的事，國家的事”，系統(tǒng)思維疊加全面統(tǒng)籌，讓城市的每一項有機構成如同齒輪咬合，環(huán)環(huán)相扣。
城市管理者，需要有這樣的格局、思維以及短時間內調動人員、組織團隊的力度，這在于平時的修煉，在于一個長效機制的確立。
臨時抱佛腳，就像差生刷夜看書，只是做姿態(tài)，考試時候一定會現(xiàn)形。
強烈的共情力
城市管理者與市民是什么關系？不是“你與我”，更多是“我們”——一句話總結，將心比心。
在成都的一個細節(jié)是，高溫之下，市民們自覺排隊進行核酸檢測。為了幫居民防暑降溫，物業(yè)工作人員則緊急制作了4000把扇子，購置了10000根老冰棍，全免費！
孩子們在小區(qū)隔離，黨員志愿者們眾籌買書，送去精神食糧；
在許多核酸采樣點，老人、孩子和行動不便的市民有了綠色通道；
不會使用智能手機，出行有顧慮？還有專門人員為你手動登記……
如此的“將心比心”由來已久，去年疫情期間，成都就曾推出“地攤經濟”，允許流動商販占道經營，城市“毛細血管”般的店鋪經營者、打工者信心的重塑，成為城市經濟復蘇的助推。
無論有沒有疫情，人都不該是面目模糊的。城市管理者也好，市民也好，其實都不是抽象的群體，而是一個個具體的個人，都有自己的情緒，都需要被理解與善待。
只有算好了“人情賬”，才能算好“經濟賬”，才能做到“人心聚，防控強”。
把人當成目的，就是聽到每個人的聲音，關照到每個人的身心和尊嚴。在對安全的全局把控中既照顧到大多數(shù)，也不忽視每一個群體具體而微的需求與感受。
這是共情力，這是擔當力，這是現(xiàn)代城市存在、生長并予人安全感的底層邏輯。
